江苏省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学习困难门诊室，医生在给“学习困难症”小朋友进行问诊、检查和评估。耿玉和摄/光明图片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在线学习、居家学习等新学习场景面临新挑战：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师生倦怠比例上升的现象，同时，师生其他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多。近期，线上中芬教育论坛之年师生倦怠研讨会举行，与会者探讨师生倦怠成为全球趋势的缘由，寻找有效预防、缓解的措施和方法，展望“师生健康干预”的未来图景。记者邀请相关专家，就此展开探讨。

记者：在心理学家看来，“倦怠是一种心理综合征，是对工作或学习中长期压力源的反应。”据一篇文章介绍，年，芬兰两位教授对全芬兰位中小学教师做了问卷调查，发现芬兰教师职业倦怠正在逐渐上升。您认为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桑娜-里德（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客座研究员）：事实上，根据我们的研究，芬兰学生的学业倦怠同一时间也在逐渐上升。针对芬兰师生倦怠逐年上升的情况，我对其原因有过一个总结：在教育经费被削减的同时，伴随着出现了几个新现象，一个是城市化程度继续提高，另一个是外来移民的涌入。这些新现象意味着教育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在提高。作为老师，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班级情况。作为学生，也要同时适应这些新的复杂局面和学校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一时间又没有更多教育资源投入，学生与教师的压力源会变得越来越多，出现倦怠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

因此，要加大教育资源和经费的投入，以确保有足够数量的教师，教师的待遇和收入要足够体面。同时，要对城市规模扩大后的复杂局面有所准备。当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学校与学生的差异性就会愈发突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学校或班级的平等性，将是一个重要挑战。

卡塔林娜-萨尔梅娜阿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科学院教授、院士）：我们最近提出了一个总结性框架来解释倦怠产生的原因。倦怠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的要求超过了我们心理及环境所能提供的资源。这些外部要求既包括任务数量和任务难度，也包括社会人际要求，例如压抑的工作（学习）氛围。而心理及环境资源则包括个人的社会情感技能、家人或同伴支持、制度性技术性的资源条件等。根据我们的框架，事实上，较高的外部要求并不必然导致倦怠的产生，倦怠与否，取决于要求和资源的配比。假如我们在高外部要求的情况下，依然有足够多的资源和技能去应对，我们也不一定会产生倦怠，不过，要做到这样难度不小。

记者：这种情形，出现在教师、学生身上，一般有什么样的表现？

林丹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倦怠是长期压力情况下导致的心理问题。倦怠的某些表现有周期性特点，例如疲劳感，但倦怠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倦怠出现在老师身上，主要表现为高的工作疲倦感、高的工作无意义感、高的工作不胜任感，同时还会伴随高的离职意向，有时甚至会将自己的倦怠归咎于学生不努力或质量不高，导致自己教学困难。当倦怠反映在学生身上时，则表现为高的学习疲劳感、高的学习无价值感、高的学业能力不足感，同样的，也会伴随高的辍学意向。

当倦怠出现后，最令人担心的情况是掉入“倦怠陷阱”中。例如，当老师出现倦怠时，会产生工作力不从心的情况，导致自己管理的班级氛围出现问题，进而增加学生之间的冲突，或引发学生更多的问题行为。而这样的结果，需要老师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反过来增加了教师的疲劳感，最终加深了倦怠程度。一旦掉入这样的“倦怠陷阱”，情况便会越来越糟。

记者：疫情之下，在线学习、居家学习等新的学习场景带来了许多新挑战。据您观察，师生倦怠情况近年来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卡塔林娜-萨尔梅娜阿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课题组对芬兰学生倦怠做了一系列研究。我们发现疫情期间学生整体倦怠的比率上升到20%，尤其是女学生，整体倦怠比率上升到35%。作为对照，疫情前我们发现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业的比例大概是20%，而在疫情时期，这一比例骤降至4.7%。

洪建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疫情暴发前，我们对中芬大学生的倦怠做过比较研究。我们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采集了余名芬兰大学生和余名中国大学生的倦怠数据，发现：就大学生而言，芬兰学生比中国学生报告了更多的情绪疲劳，但中国学生的学习无意义感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芬兰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的课业任务重，而中国大学生在经历了学业繁重的高中阶段后，大学反而在感觉上相对轻松。

疫情暴发后，倦怠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多项关于中国师生倦怠的调查发现，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倦怠的比例有所上升，教师倦怠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我们尤其要